
明 谢环 《香山九老图》局部

明 沈周《杏花图》局部

明 谢环《杏园雅集图》局部

清 邹一桂《藤花芍药图》

提起春日赏花,春花现代人的不止北京第一反应就是下江南。每年三 、于江四月 ,明代江浙一带都挤满了前来赏花的赏花游客。然而早在明代,春花有个叫宋启明的不止北京文人就曾暗示过赏花也可以“反向” ,他在《长安问花记》中记载道:“燕地苦寒 ,于江惟草花异种最多,明代江南委之水滨篱外者 ,赏花无不酿艳蒸芳,春花鲜奇炫目 ,不止北京至有不能辨名者 。于江”北京的明代地形与气候复杂多样 ,反而为植物的赏花生长与繁殖创造了特殊的适宜条件 。现代人不妨去看看古人如何在北京赏花吧!
春花必赏榜
牡丹 芍药 杏花 海棠
赏花若是绕过牡丹 ,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自唐宋以来,牡丹的风头直接盖过了所有花 ,素有“国色天香”“花中之王”的美誉,洛阳牡丹更是名满天下。最迟于辽代,北京就已大范围种植牡丹。至明代北京 ,牡丹不再只出现于皇家园林,城市街道、私家园林、私人宅邸以及寺庙等地也都种植了大量的牡丹,平民百姓在春日里也可一睹牡丹的芳华。
不过确切给了牡丹“国花”名分的,还是在明代中后期。在当时的一些史料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明代人将牡丹称为“国花” 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载:“寺(极乐寺),天启初年犹未毁也,门外古柳,殿前古松 ,寺左国花堂牡丹 。”又如万历三十八年(公元1610) ,公安派诗人袁中道曾游历京师极乐寺,他在《游居柿录》中写道:“极乐寺左有国花堂,前堂以牡丹得名。记癸卯夏,一中贵造此堂 ,既成 ,招石洋与予饮,伶人演《白兔记》 。座中中贵五六人 ,皆哭欲绝,遂不成欢而别。”五六个宫廷内侍坐在国花堂 ,一边看戏,一边赏花,最后哭到伤心欲绝地走了 ,这个赏花体验感的确丰富。
古代北京赏花有牡丹,自然不会少了芍药 。北宋文人王禹偁(chēng)曾赞芍药:“百花之中 ,其名最古。”芍药花大而香,色泽绚丽,有“花相”“花仙”之称。早在先秦时期,芍药就被作为观赏植物 ,如《郑风·溱洧(wěi)》 :“维士与女,伊其相谑,赠之以芍药 。”唐宋时期,古人若是想观赏芍药,肯定去扬州。到了明代,随着政治 、文化中心的迁移,北京成为了芍药的新栽培中心。据刘若愚《酌中志》载:“寿皇殿之东曰永寿殿,植牡丹、芍药甚多。”“四月,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纱衣,钦赐京官扇柄,牡丹盛后,即设席赏芍药花也 。”宫廷内苑种满了牡丹和芍药,皇帝还设席邀请官员们前来观赏。宫廷外的城郊与园林 ,也都是芍药花的天下,老百姓们可随时与芍药来个约会 。
除了牡丹与芍药外,杏花也在古代北京赏花的“必赏榜”中 。这不由得让现代人有点困惑 ,不是有“杏花春雨江南”这个说法吗?怎么古代北京的春天里还有杏花可赏?事实上,杏在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生长更为普遍,历来也都有“南梅北杏”的说法 ,只是后来杏有一个向南迁移的过程 。
杏花又名为甜梅花 、北梅花、杏海花、野杏花。早春开花时 ,极为繁茂 。在元代时期 ,北京城外、城东都曾大量栽种杏树。当时的齐化门外 ,还有一个专门栽种杏而出名的“杏园”,即董宇定的私家园林。到了明代,北京更是广植杏树以供平民百姓游赏 。每到杏花盛开之时 ,雪白的花朵在春日的照耀下如梦似幻 ,有诗云 :“红云看不彻,漠漠杏林花。”因此 ,明代北京的二月又被称为“杏月”。
此外,海棠、藤花等也都是古代北京春花的“必赏榜” 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:“(海棠)上西府,次贴梗 ,次垂丝,赝者木瓜 。辨之以其叶 ,木瓜花先叶 ,海棠叶先花 。”仅是海棠花 ,在明代的北京就已有三个品种,可见古代北京的春日有多绚烂 。
赏花网红打卡地
高梁桥 韦公寺 梁氏园 惠安伯园
古人外出赏花要看日子 ,花朝节 、清明节 、寒食节等民俗节日是外出赏花的大好日子。不过花朝节多在二月,此时北京的天气还非常寒冷,所以赏花活动大多都在私人宅院里进行。明代的袁宏道偏不信邪,他在《满井游记》中写道 :“燕地寒,花朝节后 ,余寒犹厉 。冻风时作,作则飞沙走砾。局促一室之内 ,欲出不得。每冒风驰行,未百步辄返 。”每到花朝节 ,他想作死出门赏花时,在外冻得没走到一百步就又回家了。
到了清明节 ,春暖花开 ,北京郊边的风景区就挤满了游客 。明代的北京游客最喜欢去高梁桥 、草桥一带去踏青游赏。据《长安客话》卷三记载 :“春时柳堤垂青 ,西山朝夕设色以娱游人 。都城士女藉草班荆,曾无余隙 ,殆一佳胜地也。”尤其是高梁桥一带“桃柳当候”,各个阶层的人都前来赏花,“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”。
古代北京的寺观也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 。据《北京岁华记》记载 :“四月初一日 ,戒坛开,城中人多往西山 。初八日 ,各寺浴佛。十三日 ,上药王庙。诸花盛发,白石庄 、三里河、高梁桥外皆贵感花场 ,好事邀宾客游之。”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韦公寺,又名“弘善寺”,位于左安门外,明正德年间的宦官韦霦(bīn)创建 。当时明代的北京有“七奇树”,韦公寺庙占了三棵 ,所以它名气很大 。
《帝京景物略》中有大篇幅文字描绘韦公寺的春日美景,如“花时鲜红新绿”的苹婆 、“花不敢懈”的西府海棠、“旷然容数十席”的柰子树……甚至有不少游客因为赏花赏到天黑 ,于是就住在了韦公寺。当时游历京师的文人雅士为韦公寺的海棠写过大量的诗篇,如明代末年士人王崇简《看海棠行》:“凤城西南报国寺 ,海棠双树藏幽邃……燕京此花驰声价,韦祠为最此为亚。”除了韦公寺外,北京其余寺观由于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等因素,栽种的春花各有不同,每个寺观都有自己的“特色春花” 。到了春日赏花季,各个寺观还会举行赏花活动 ,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前去观赏。
赏花佳地自然少不了私家园林 。明代有不少文人雅士在北京建造了私家园林 ,并以自己的喜好与精神向往种植了大量观赏植物 。春日自然要去梁氏园。梁氏园又称梁家园 ,或简称为“梁园”。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就已闻名。明代文学家刘定之在《游梁氏园记》中记述 :“牡丹开于谷雨后,于候为鸣鸠拂其羽 、戴胜降于桑之间……园有龙槐 ,共酌其下……”程敏政作《梁园赏花诗引》追忆往事时,提及:“园之牡丹、芍药几十亩 。每花时 ,云锦布地 ,香冉冉闻里余 。”可见当时梁园大量种植了牡丹、芍药 ,还有龙槐树等。
假如梁园人太多 ,古人还可以去惠安伯园,又名张园 。据《燕都游览志》记载:“原太傅惠安伯张公园,在嘉兴观之右 ,牡丹芍药各数百亩,花时主人制小竹兜 ,供游客行花胜中。”去赏花的时候 ,园林主人还会提供小竹兜 ,也就是轻便的竹制小轿子 ,这样游客既可以忘我地赏花,又可以避免踩踏花田。大概园林主人太客气了,更夸张的事情来了。有的游客居然不打算走了,直接睡在花丛中 ,“蜂蝶群亦乱相失,有迷归径暮宿花中者”。
著名的赏花雅集
杏园雅集 玉堂赏花会
现代人一提起春日雅集,脑子里就会出现东晋时期的“兰亭雅集”,什么曲水流觞、宴饮赋诗……此时,身在北方的文人雅士表示不服 ,毕竟咱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赏花雅集。
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正统二年(1437)的“杏园雅集”。杏园雅集的发起人是当时的台阁体诗人杨荣,地点就是他的府邸杏园。那天是三月一日,官员们放假的日子,也正是园中杏花盛开的季节。杨荣邀请了与他并称台阁“三杨”中的另外两位 ,即杨士奇 、杨溥,还有王英 、王直、周述、钱习礼、李时勉、陈循这些朝廷高官。为了给这次杏园雅集留下“合影” ,宫廷画师谢环也被邀请在内,于是他画下了著名的《杏园雅集图》。从画面中来看,杏园中松树交相掩映 ,杏花绽放,园中还配有小桥流水 、假山屏石。参加雅集的几位高官坐在杏园中,品茗赏花,纵情闲谈 。杨士奇《杏园雅集图序》记载 :“园有林木泉石之胜,时卉竞芳,香气芬茀,建安公喜嘉客之集也 ,凡所以资娱乐者悉具 。”
杏园雅集虽美,但从《杏园雅集图》中来看 ,官员们赏花赏得有点过于严肃,连官服都没换 。过了21年后,也就是明代天顺二年(1458) ,内阁大学士李贤、彭时 、吕原等人决定在内阁举办一次赏花雅集 。明代学者黄瑜《双槐岁抄》卷八记载 :“文渊阁右植芍药 ,有台……贤赋诗十章,阁院宫寮咸和,汇成曰《玉堂赏花诗集》 。”这些大学士们聚集在一起,相互酬唱赋诗,汇成了《玉堂赏花诗集》,于是人们也将这次雅集称为“玉堂赏花会”。
大概是玉堂赏花会给的灵感,不仅后来的内阁馆臣们争相唱和,延续佳话,文人雅士们更是将赏花唱和作为了诗社团体活动的“保留节目” ,更有一个诗社干脆就叫“赏花会” 。
不过要论赏花的风雅,还得是独抒性灵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 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袁宏道到达北京后,约上好友一起去惠安伯园亭观赏牡丹和芍药,他在诗中写道 :“古树暗房栊,登楼只辨红。分畦将匝地,合焰欲焚空。蝶醉轻绡目 ,莺梢援絮风。主人营一世,身老众香中。”袁宏道对于赏花非常痴迷 ,但若问他为什么不像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中那么放浪形骸 ,是不是有偶像包袱,必须端着?还真不是,那是因为他对赏花除了热爱之外,还有对花的敬畏之情。
早在唐代,罗虬在《花九锡》中记录了唐代宫廷的赏花仪式,其中的“酒赏”为袁宏道所反对。袁宏道认为“酒赏”会冒犯花神,极力推崇“茗赏” 。他还认为赏花不仅要选良辰,还要择良地:“夫赏花有地有时 ,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,皆为唐突……温花宜晴日 ,宜轻寒,宜华堂……”袁宏道赏花是真讲究。
明代中后期 ,文人雅集结社之风日盛 ,尤以赏花为主题的宴游活动蔚然成风 。这不仅是明代文人拓展政治文化影响力的途径 ,更是他们安顿心灵、寻求精神自适的一种生活美学方式。
明代北京赏花之风盛行,既为士庶平添了踏青斗草的雅趣 ,更因种植栽培观赏型植物之需 ,而带动了花木种植、园圃经营等产业的兴盛 。春日京城的花香里,竟藏着半部京华风物志 。
文并供图/金陵小岱
(友情提示 :4月花正繁 ,读完本文后想进入现实之中访花、赏花的朋友 ,请参阅12版相关内容 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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